再說，清初康熙時期，花費在外廷的軍事費用和明朝差不多。而在宮廷費用上，卻大力地審核裁減。康熙三十年宮廷花費的總數，還不及明朝某一宮的一年費用。所以他能夠三次御駕親征漠北，平定三藩之亂，都不需要顧慮財經上的匱乏。到了康熙末年，部庫盈余還有八百萬兩之多。
   雍正時期更加節省，又盡量愛民物力，內廷食米儲蓄有余糧數千石。所以連年對西域青海的用兵縱然支用了大半國庫，但還存余有四百余萬銀兩。
   乾隆繼位以后，仍然秉承祖制，戒侈靡，示節儉。縱然在軍費上也因屢次用兵開支很大，但還能四次普免天下漕運，兩次普免七省漕運。他又先后六次巡幸江南，規費不下兩萬兩，但是國庫仍然充實。
   這使人想起古代歷史上記載的：衛文公提倡節約，自己穿布衣。漢文帝也是躬履儉約，結果使全國儲糧的太倉之粟年年都有剩余的陳米吃不完，太府（國庫）的存錢用不完，搞得串錢的繩子常常因陳舊腐朽而斷。宋朝自太祖趙匡胤開始便很節省，后來的仁宗、英宗也差不多，所以史稱初財經積封樁之錢數百萬，而三司所存尚不計算在內呢！
   可是清朝到了咸豐年間，太平天國兵起，國庫已被那些權臣們揮霍得差不多了，軍需費用也是沒有著落，但是咸豐還是堅守清朝的祖制，仍然不敢增加賦稅。所以中興名臣如曾國藩辦團練，起義兵，自籌經費，艱難困苦之極。據說，跟隨洪秀全起義的軍師錢江脫離了太平天國以后，才為湘軍提出一個辦法，創辦厘金的制度，病商而不病農，才得以解決湘軍和后來淮軍的軍費問題。
   據我所知，清朝被推翻以后，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，在北洋軍閥亂政的那一階段，我們的偏僻小縣還仍然依照清朝遺留的田賦一條鞭法，不過厘金也要征收，關稅也要征收，另外還加了許多稅捐的名目，也是苦不堪言。好在北伐成功，這些苛捐雜稅稍得整頓的機會。誰知革命尚未成功，跟著便是日寇侵略，八年抗戰，以后變成共和政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