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面所討論的兩節，在中國文化中都是人生哲學、政治哲學的大經大法，以現代名詞而言，是至高的真理。我們做人、齊家、處世，對這些原則都要特別注意。像前面說的，既怕潮濕又偏偏要住在低洼地帶，為什么不搬？自己不求轉變，安于習慣，誰也幫不了忙。好像佛學所說的一樣，明明知道眾生皆是佛，我是眾生，當然我也可以成佛。但是，我何以不能成佛呢？因為不能自己轉變，所以別人也轉不了你。
   須知古今中外任何政治理想的終極目的，都是要使社會安定，人民豐衣足食，進而求得富強安樂，達到國強民富，然后而至于天下太平，這是不易的定則。至于任何政治主張、政體制度，都是因時因地的求時方劑，都是為達到政治理想的最高公德的方法，但也是隨歷史社會的演變而變更，這些還是次要的事。
   反之，即如孟子在前面《梁惠王》章中對鄒穆公所說的，“兇年饑歲，君之民，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”，再加上諸侯相互侵略，連年戰伐，天下大亂，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。
   其實，全部人類社會的歷史，都在這兩種大情況之下互相消長，反之復之，永遠是如此矛盾發展的。
   而馬克思本身是一個備受艱難困苦的窮書生，處在當時西方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社會，感覺貧富懸殊的痛苦，便產生了他的《資本論》的經濟分配思想，認為去掉了資本家的暴富，便可以得到社會的安定。我以為他的見解只見一面的光景，不能反觀另一面的情況。同時他更沒有想到，今日會有勞資合作制度與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，這種合作與福利，將來也許會發展得更完備，更美好。但是“法久弊生”，用得太過了，也會出大問題。這是未來不可預料但也是當然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