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了《孟子》這一段文章，正可作為孔子在《禮運篇》里所提出“選賢與能”的最好注解。孟子在這一段中，提了德、士、賢、能四種人才分類。他的“貴德尊士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”的名言，成為歷代中國政治哲學和用人行政上不變的原則。在過去的歷史上，歷代的明君良相也都深深了解這個道理，以這個原則施行于用人行政上面。當然，這又限于所謂“明君良相”才能懂得;等而次之，如歷代的庸碌之主，便不大明白了。至于昏庸的，更不用談。
   孟子這三句當中的“貴德尊士”，是一大原則。不過，這個“士”字，包括了后世“才與學”這兩重含義的綜合。說它是一大原則，是因為無論賢者與能者，都必須以德與才為至高無上的標準。賢德者未必有才能，有才能者不見得盡是賢德之士。這是古今中外人才智力的差等，絕對無法平等的。所以孫中山先生也講智、賢、愚、不肖，是等差平等的。所謂等差，是不能齊頭并論;所謂平等，是人權基本上立足的平等。我們明白了孟子所說的重點，便可對“選賢與能”的道理有了明確的認識，不能混為一談，更不能隨隨便便認為都是賢能了。
   我們讀歷史，當然要認識歷史，在過去歷代帝王專制的政權上，許多開國的明君良相對于這個原則天生都搞得很清楚，不必讀了《孟子》才懂得。只可惜他們缺乏孟子所說的王道仁者的思想。舉近代的歷史來說，如清初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，便是集這個治術的大成者。他們懂得如何安置賢良方正、博學宏詞的賢者們，把他們的位置擺得清而且高，使他們沾不到一點實權。至于放任地方行政長官的時候，大體上都只責成他們有治理的才能，不大過問那些小德小行的缺點。當然，有賢而有德的能員，如清初的湯斌、陸隴其等名儒，更是極為歡迎的。
   我也常說，大家要研究政治上的人事制度，非要完全讀通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等十通不可。不過太難了，還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滿清末年的一張娛樂用的《滿漢升官圖》，便可看出歷代帝王政權的用人行政的確有他們一套，并不是隨便胡來的。他們用人的標準是以“德、才、功、良、柔”五個字的原則做標準，以出身學歷經歷的“由”字輔助，責“贓”法罪，以貪贓枉法的“贓”做根據。由此升遷調降，看出他們對孟子的“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”的理想與做法真推崇備至。這是中國文化的結晶，是人事行政管理科學的良模。這張圖表和解法，學者另有專文，我只是略加說明而已。這張圖并不完全為紀曉嵐所作，而是清朝翰林院中一班窮翰林們集體的杰作;只因紀曉嵐名氣大，后來便都掛在他的名下了。